循環經濟的推廣和發展是貫徹落實“綠色”新發展理念的重要技術范式。不少學者對實現循環經濟的重要性認識不足，以為這是一種“高成本、不經濟的經濟”，是“沒有增長的發展”。那么，循環經濟是否會犧牲增長？循環經濟究竟是否違背了經濟增長的一般規律？
循環經濟追求生態利益最大化
為了回答上述問題，首先要從經濟增長理論的沿革說起。
經濟增長的核心矛盾在于，能否突破要素的邊際報酬遞減，挖掘經濟增長的持續動力。以索羅模型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強調，資本形成是經濟增長的唯一動力，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背后的終極驅動力。索羅模型對于勞動力的修正加入了人力資本的因素，試圖用勞動力接受勞動技能培訓的時間，表征技術進步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途徑。以羅默和盧卡斯為代表的一批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專家關注的焦點，在于技術進步本身的動力和源泉。需求外溢模型、技術擴散模型、橫向和縱向創新模型等一系列內生經濟增長理論，一度被經濟學家視為解決經濟可持續增長問題的靈丹妙藥。然而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以來，內生增長理論的研究思路在經濟學界開始受到多方面的質疑，而制度變遷等因素在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中的作用重新受到重視。但是在分析發展中國家制度、技術結構及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方面，迄今仍缺少一個完整的框架。
循環經濟是一種“從搖籃到搖籃”的綠色經濟，強調全生命周期社會凈收益的最大化。從制度設計來看，循環經濟本身就是對人類社會的資源配置制度予以重置。這種重置改變了當代人與后代人、自然資本與物質資本的相對關系，使得每一個利益主體的損益函數都不再以當前經濟利益的最大化為前提條件，而是以全社會長期生態利益最大化為前提條件。生態閾值、環境閾值、氣候閾值等作為約束條件被納入決策過程。制度變革引發的技術革命同樣也是全方位的：無論是生產模式、消費模式還是廢棄物處置模式，也無論是農業、工業、交通等傳統經濟部門還是各種致力于再制造、再循環的靜脈產業部門，都衍生出新的經濟增長點。因此，循環經濟的理想模式是：既可以直接提高經濟體的資本存量——物質資本與自然資本之和，又可以通過新的技術進步提高經濟增長的速度。既然所有技術創新都需要一定時期的成本保護乃至市場壟斷，循環經濟也不例外。同時，其社會福利的帕累托改進效應，會隨著人們需求層次的變化而變化。當人類的價值判斷標準逐漸從簡單的“經濟人”向“生態人”過渡時，循環經濟的高成本就會被需求規模的擴張所分攤。
從古典經濟學到新古典經濟學、制度經濟學，資源的稀缺性已經被作為一個基本前提假定。然而，在描述經濟增長“量”變的生產函數中，資源生產力往往被忽視。其背后實際上隱含著這樣的假定：物質資本投入的持續擴大可以克服自然資本的耗竭，兩者之間的替代關系可以使得資源的稀缺性不會成為影響經濟增長的約束變量。然而，對美國等發達經濟體的研究表明，資本與能源之間往往呈互補關系而非替代關系。資本替代能源從技術上看是可行的，如通過投資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替代煤炭或者天然氣用于發電，投資電動汽車、軌道交通、城市快速交通系統等，替代石油用于交通運輸。但是，至少目前這種替代還是小規模的，因此在宏觀經濟數據上難以找到資本與能源之間存在替代關系的證據。特別是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由于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主要途徑來自于節能，如果資本投入相應減少，則會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
明確靜態和動態福利效應
要使循環經濟與宏觀增長理論耦合，必須明確循環經濟的靜態和動態福利效應。
第一，需從宏觀到行業及微觀，精確度量資源要素流動，衡量資源投入對經濟增長的實際貢獻。根據可持續發展的基本思想，只有對經濟增長過程中要素與資本的替代關系予以明確，才能準確度量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弱可持續）和環境可持續性（強可持續）。1990年至2010年，中國經濟增長的資源租金比重持續下降；實際人均資本的投入量1990年低于哈特維克（Hartwick）準則的弱可持續性水平，2000年則高出弱可持續性水平8.5個百分點，到2010年已經高出55.6個百分點。這說明，如果依據弱可持續性標準，中國的資源利用是可持續的。但是在這些數字的背后，實際上是不斷上升的資源成本。當經濟增速放緩、投資驅動難以延續時，高資源成本經濟的弊端必然顯露無疑。只有通過對能源生產率和物質生產率的精確核算，才能更真實地評價中國的可持續發展水平。然而，這樣的研究在技術層面大大受限于物質流、能量流研究的缺失。與國外相比，我國的物質流、能量流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既沒有系統的數據庫，也缺乏相關理論研究。在各類經濟增長模型的框架下，如果能夠把物質、能源的投入量精確納入生產函數，就可以通過對增長的核算分解出資源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第二，需重新界定傳統經濟產出，將再循環的資源價值等納入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學界已經公認，在可持續發展方面，單純的GDP指標無法衡量經濟發展的質量。世界銀行在其最新的全球福利報告中估算了各國的物質資本、自然資本和無形資本（如管理能力、金融資產、外匯儲備等），強調只有將三類資本共同加以測算，才能真實評價一個國家可持續發展的能力。特別是自然資本和無形資本，實際上直接反映了一個經濟體未來發展的資源潛力。循環經濟是可持續發展理念重要的技術實現，因此應該將資源循環利用的影子價格、環境和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弱化等，納入綠色GDP的核算體系，重新計算資源和資本之間的替代成本，重新評估資源利用效率的改進。雖然短期內還無法建立起企業層級的綠色產出核算賬戶，但是在宏觀乃至區域層面還是可行的。其中涉及的環境資產定價問題，正是我國環境資源經濟學研究的薄弱環節。
第三，對循環經濟的技術進步效應，應從廣義和狹義的角度分別予以表征。循環經濟是一種系統性的技術創新經濟，因此必須將其帶來的技術進步效應納入增長分析。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就使得以資源閉路循環和梯級利用為范式的循環經濟失去了內生動力。技術進步的內生機制表明，從事創意轉化的部門——資本品生產部門在追求自身利潤最大化的過程中實現與最終品部門之間的博弈，促使其擴大對創新性產品的使用。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是使得資本品部門獲得規模報酬遞增，從而有動力進行持續性技術創新轉化。循環經濟的推進過程在狹義上促進了清潔、無毒、低碳、可拆解商品的設計和生產，是對“從搖籃到搖籃”理念的貫徹和實踐；在廣義上則帶動了資源利用技術的革命，加速了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第一次工業革命中內燃機的使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電氣化的推進，以及當下第三次工業革命所寄望的新能源與信息技術的集成利用，都充分說明可耗竭性資源特別是能源的革命，往往意味著社會經濟的革命。循環經濟追求的是生態有效性而非簡單的生態效率。所謂“生態效率”，是要盡可能降低對生態系統的依賴，以生態資源投入量最小為經濟標準；循環經濟則關注使人類社會經濟系統的生態資源“投入—產出”效率有質的飛躍，其帶來的改進是系統性而非單一性的，所引導的技術革命也是全方位而非拘泥于某一具體過程的。通過對廣義和狹義技術進步效應的分析，可以使循環經濟真正成為解決技術進步內生動力的源泉，明晰綠色資源革命的實踐脈絡。
